新疆作为中国能源基地的地位可以不变，但是新疆的能源结构却可以进行调整。

粮食等农产品价格持续高位运行，将成为经济增长过程中一个不可回避的趋势。为什么说有效供给相对紧张?大家知道，这几年实施最低收购价和临时收储政策，导致一个很重要的后果。

但今年却一路走高，这是从来没有遇到过的现象。尽管目前国内玉米库存较多、仍然供大于求，但由于主产区大幅减产，导致近期玉米市场有效供给不足、供求预期偏紧，玉米价格上涨压力不断增大。既要维护市场稳定，也要保护农民利益。这体现在，政府通过最低收购价和临时收储政策，掌握了大部分粮食，粮食市场供应主要靠政府拍卖提供，政府主导了整个粮食市场，政策主导着市场的走向。国内政策实施有一个很重要的特点，政策一旦出来，就难以刹车止步。

要继续坚持调控政策，加大南方销区市场拍卖力度与北方拍卖出库力度，把市场价格控制住。尽管8月初俄罗斯粮食出口禁令，没有某些炒作机构想象的粮价上涨幅度那么大，但是CBOT(芝加哥商品交易所)市场也做出剧烈波动的反应，小麦价格上涨50％。国民要求政府保障就业(或救济失业者)是福利，但朝廷抓百姓去修长城这样的事就是负福利。

宅基地和坟地仍然归农户所有。这个二轻局管辖的第二轻工业其实不是个产业概念，而是个身份、待遇概念。不过，这种共产主义完全是一种西方的东西，它在我们的土地上没有先例，而且是与我国过去的许多做法(不仅是商品房改革中的做法，更包括改革前的住房待遇制做法)完全相反的。但是不管怎样，大中型国企至少在原则上还是承诺提供职工住房的(不仅仅是集体宿舍——工棚，在国际上这种仅仅是劳动力的栖身处是不能叫住房的)，尽管常常要苦等画饼烤成。

在丹麦虽然人人可以申请公屋，包括高官，但穷人、单亲家庭和有孕妇的家庭可以优先，高官(如果申请)也只能靠后。第二你不能有第二套住房。

但是显然，今天的中国已经越来越远离了这种状态。这样，我们的制度在提供平等方面就不仅不是福利国家，而且比既不缩小也不扩大差别的自由放任还糟，甚至不是零福利，而是负福利了。在这种情况下如果既不给自由，也不给福利的制度性歧视又仍然存在，可能的另一种安排就是像南非的索韦托，即实行隔离制度，在城区之外划一块地区形成封闭式贫民区，其他地方都不许穷人进来安家，否则就成为违章建筑，要予以犁庭扫穴式的驱逐。农民还是得自己解决住房问题。

这样看来1962年的那件事就容易理解了：农民宅基地产权被没收，但住房仍是自己解决，你穷你就盖个草房，他富他就盖个瓦房。自罗斯福新政至今，经过几十年发展，包括廉租公屋、租房券、住房补贴在内的各种福利安排只覆盖了约占全美家庭总数10%的最底层人口，其余绝大多数人都买或租商品房。当时很多工人三代同堂、四代同堂，很多大龄青年因为没房结不了婚，东北老工业区一些工人则直到1990年代还住在伪满时代工棚改建的棚户区，令前来视察的领导人落泪。而另一方面，在高福利的北欧国家，中低收入者都可以申请。

廉租房是专门照顾穷人的居住需要，而不是用来激励工作成就的;是优先照顾无劳动能力或失业的弱势群体，而不是用来奖励劳动模范的。现在我们提出要搞廉租房，就是由政府统建(不是各单位拿国家的钱给内部人建)，以穷人(而不是以按官阶高低排列的公家人)为分配对象的住房，这当然应该是正福利了。

取消特权后国民无分贵贱，面对住房市场一律平等。他们的福利房有两个特征，第一是由政府的房政部门面向社会盖的，不是各单位给自己内部人盖的。

有的总统出身富豪，卸任就回到自己的私家豪宅(如华盛顿的维农山庄，老布什的得克萨斯州庄园)，有的总统出身贫寒，卸任就要操心住所。福利的正负比福利的覆盖率更重要所以中国改革前的住房制度和西方福利国家的住房福利，就其反市场的二次分配色彩而言似乎都有点非资本主义或社会主义味道，但这两种社会主义不仅是差异很大，而且可以说是截然相反的：我国的绝大多数农民和二轻职工都不享受福利分房，大中型国企工人许诺给房实际也多是画饼，盲流更不用说了。最有趣的是丹麦，那里的廉租房与医疗一样实行普惠制，理论上即便百万富翁也可以同穷人一样排队申请廉租公屋，前提有两个：第一你必须自己住，不能拿去出租。但是我们显然不能接受第五种，也特别回避第三种，于是，如今的主流宣传似乎都指向了第二种——也就是以廉租房来解决穷人安家问题。所以我称之为负福利，这种福利不是像西方国家那样是缩小两极差异的，而是相反，它是扩大两极差异的。尤其是近年来政府强调民生的情况下，这种主张更是不断升温。

这是与他们迥然不同的。都市新移民居住区的几种可能 从理论上讲，都市化过程中大量新移民的居住和安家问题无非是下面这几种可能：第一，如果这些移民足够富裕，他们自然可以与一般市民那样购买或租用普通商品房。

第五，上述两栖人制度如果维持一代人左右大都会发生严重问题，因为那时无论怎么管制乡村土地，已经长期进城的新贫民都几乎不可能再退回乡村了。美国很多州只有失业者可以申请廉租公屋，在业但低收入者能否申请，一直是争议的公共话题

对于很多投资者而言，以投机的态度进入股市，其实是一个无奈的选择。近年来，A股市场的上市公司数量、总市值、融资额等都连上台阶，在量的扩张上速度惊人。

然而，如果放眼近十年的A股市场，依然可以发现投资者所处的尴尬境地。绝大部分上市公司现金分红的股息率远远低于存款利率，长期持有股票获得增值也只是极小部分幸运儿才有的机会。相比之下，A股市场在经历了2009年的反弹之后，这一两年一直处于上下两难之境，参与其中的投资者如履薄冰，稍不留神就会出现大幅亏损。有些公司刚上市时业绩优良，但一年半载后业绩就变了脸。

很多投资者近来都发出这样的感叹。尤其是经过短短20多年的发展，在A股市场规模已经位居全球前列的今天，有必要转变发展思路，将投资者的利益放在更重要的位置。

增强股市的投资功能，当务之急是新股发行制度的进一步改革和完善。还有一些垃圾公司不能及时被淘汰，市场退出机制不健全。

从投资者的角度看，博取差价依然是主要的获利方式。面对这样的新股，投资者几乎没有任何获利机会，融资方成了惟一的赢家。

上市公司是价值的源泉，投资者收益从根本上说只来自于上市公司。2001年5月，上证综指的点位在2100点左右，十年后的今天却仍在3000点之下，十年来的涨幅仅为四成。此外，同期其他投资渠道的回报，如房地产、黄金等，也远远跑赢股票。而且，企业一旦通过了层层行政审核，面对投资者又处于强势地位，几乎不用担心股票发不出去。

如何从制度上促进上市公司质量的提高，也是需要进一步探索的问题。应当说，强调股市的融资功能无可厚非，不断扩大直接融资比例也是一个趋势，但在融资和回报之间，应当寻求一个平衡。

在很难找到投资机会的情况下，大多数人只能沉湎于概念和题材之中。这两方面的对比，表明A股市场在制度上存在明显重融资、轻投资的倾向。

但在质的改进方面，虽然也有进步，步伐却显得相对缓慢。而这十年内，我国经济持续高速增长，GDP的实际增速平均在10%上下。

(责任编辑：潜江市)